几天前，一家中央媒体湖南记者站负责人和一家著名网站的总裁来到安徽省合肥市考察。我作为东道主，陪同他们两天。两天里，他们对合肥的发展赞不绝口。
“早些年，合肥明显不如我们湖南长沙。这一趟来，感觉合肥把长沙比下去了。”逛了合肥政务区，湖南的同行发出如此感慨。
“合肥有今天，应该感谢当年的‘大建设’。”湖南同行说。
“哦，你也知道合肥‘大建设’，我可是当年的亲历者啊。”我笑着说道。
合肥天鹅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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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大县城”，蝶变为“区域性特大城市”、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这些年，合肥的快速崛起，举世瞩目。
10年前，合肥是个没有多少“存在感”的城市，连本省的“小兄弟”也都不大瞧得她。出差到外省，提起合肥的名字，许多外省人都一脸茫然，经常误以为芜湖是安徽的省会。
如今，无论走到全国哪座城市，一提起合肥，大有“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感——“合肥现在厉害了！”“合肥的滨湖真美！”
每当这时，合肥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许多人自然也会想到几个名词：大拆违、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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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工作18年，我采访过许多合肥的官员，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很能干、有魄力。孙金龙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以前，孙金龙是合肥市委书记。当时，我是《新安晚报》的一位年轻记者。
第一次见到这位书记，是跟着社长总编对他进行专访。当时的印象是，他不说官话、套话，喜欢说家常话。与他交谈，轻松而有收获。
第二次接受专访，临结束时，他忽然叹息一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想为合肥人做点实事、好事，真是挺不容易的。对于合肥，我是个外地人，是个‘过客’。其实吧，最盼着合肥好起来的，应该是这里的市民。”
那个时候，合肥正在开展轰动全国的“大拆违”。
起初，许多合肥人对这种做法不理解、不支持。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他的时候，是合肥迅速崛起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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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大建设”时期，我担任《新安晚报》合肥记者站负责人，采访“大建设”决策者的机会自然就多了一些。
2009年，合肥四牌楼地下通道建设时发生塌方事件。孙金龙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下到事发现场地下10米的工地深处，勘察现场。上来时，他浑身湿透，头发上滴着水，衬衫上污渍斑斑。可他就穿着一身又脏又湿的衣服，来到重点工程建设局会议室，连夜召开现场调度处理会。当天，我和其他多家媒体的记者都列席了会议。
当晚9点，会议结束，媒体记者也都散了。但是，希望抓独家新闻的我溜到重点工程建设局的过道上等待机会。果然，孙金龙刚换了身干净衣服走了出来。
我立刻跑上去堵住他，单刀直入地问：“孙书记，此次合肥市发生地下通道施工塌方事件，大伙儿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一起豆腐渣工程？”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孙金龙猝不及防，但仍耐心解释：“这只是一个在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差错。未建成的工程还没有接受使用的考验，不能说是‘豆腐渣’工程。”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联系当时网上比较关注的几起突发事件——杭州地铁坍塌事件、上海“压力差”倒楼事件，进一步向孙金龙发问：“很多市民自然地把合肥这起事件与外省的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您怎么看待？”
孙金龙回答：
“我觉得任何事件都要用事实说话，希望不要随便给它贴上‘标签’。” “换一个角度来说，施工企业也不容易，我们很多人可能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但工人们每天要在十几米深的地下作业，很辛苦；建设单位也不想出现这样的差错，既劳民又伤财。我们同样要尊重他们的劳动，站在他们的角度换位思考。” “我刚刚跟施工企业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赶快出台补救方案。”
我们俩就站立在重点工程建设局的走道上，我问他答，交流长达近1个小时。一旁的工作人员两次插话，希望书记休息一下、找个地方坐一下，都被孙制止了。
第二天，《新安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这篇独家专访《孙金龙：希望不要给塌方事件随便贴标签》。虽然标题起得很友善，但里面的几个提问，是十分尖锐的。然而，正是不回避热点事件，及时地正面回应舆论关切，这起热点事件很快便平息了。
不过，有一次，孙金龙拒绝了我的采访。
合肥当时开展“开门大接访”活动，这在全国具有示范性的意义。有一天，来访老百姓特别多，反映的问题很多，孙金龙接访时间很长，根本没有给记者留下采访他的时间。趁着他中途上洗手间，我追过去，拦截了他，希望能单独采访。他婉拒了，理由是：“这次大接访活动的主角是反映情况的群众，记者的采访还是留给这些群众吧。”一句话说得我竟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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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很强。这是合肥市的干部给我的另一个印象。
“大建设”时期，合肥市曾举办过安徽省史上唯一一次领导干部英语演讲比赛。比赛结束后，让所有人都惊呆的是，市委书记孙金龙竟走上演讲台, 用标准的英语向在场的各位表达问候，“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然后，在全场惊讶的目光中，他用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作了20分钟的即兴演说，漂亮地“秀”了一把。演讲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这件事，让我和在场的所有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孙金龙经常说，合肥应该成为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城市，合肥干部带头学英语既是向外界展示形象，也是加强对外交流、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即便放到今天，这种眼光也比较超前，何况10多年前，合肥在全国还是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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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拆违”、“大建设”期间，合肥市的许多会议，各家媒体的记者都可以旁听，虽然是会议，但记者一点也不觉得枯燥，并且个个兴趣盎然。
因为这些会议，从不按套路开，总会让记者收获满满。即使是务虚会，与会者也不是照着材料读，总会联系具体情况谈具体工作，就具体问题表达具体观点。如果是座谈会，更是真枪实弹、火花四溅、脑洞大开。
那时合肥市各局委办的负责人开会，都要提前做大量功课，生怕临时被提问时答不上来或是露馅。这样的会议大大推进了当时的机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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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媒体监督的态度上，当时，合肥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是可圈可点。
合肥“大建设”中，芜湖路拓宽改造时，合肥市园林部门决定迁走路上的梧桐树，改种其他行道树。很多市民恋恋不舍这些老树，强烈反对，《新安晚报》连续多天在报纸上开展关于梧桐树去留的讨论。市委看到报道后，表示要尊重市民的知情权，让市民充分讨论。最终相关部门尊重了大多数市民的意见，留下了那些树叶繁茂的梧桐树。
当时我报道过合肥一项重点工程因为拆迁不到位，施工单位不能入场，迟迟不能动工的新闻，仅发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我自己都没当回事。 第二天在合肥市的一场会议中，市委书记在议题结束时提及我的这篇报道，并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调查改进。
孙金龙曾经在合肥市的一个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需要媒体的监督。如何对待监督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有宽容之心。要看大局，只要报道的是那个意思，大体事情是真实的，就应该正确对待、及时进行整改。而不要过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字眼，不要过度苛求，毕竟新闻报道不是法院判决书。”
“大拆违”、“大建设”时期，可谓是合肥监督报道层出不穷的“鼎盛”时期。诸如巢湖蓝藻爆发、竹签楼事件等等，在全国都影响极大，也许，这恰是媒体对合肥爱之深、责之切的一种表达方式吧。正是这一系列有力度的监督，鞭策着合肥，推动了合肥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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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拆违”、“大建设”过去不少年头了，但这个城市仍然流传着很多那时候的故事。
当然，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说法。
合肥“大建设”时期，我曾采访省内某知名高校校长，闲聊时，这位校长就坦言：“在拆拆建建之中，我们这个城市还需要多保留一点文化。”
不管怎么说，城市发展的某个阶段，在多年以后，仍能被一个城市的市民不时地念叨起，我想这本身就是很有成就感的。
作者：《农民日报》安徽记者站站长 杨丹丹